范永全
正如赵树理自己所说，他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我在他的作品中读到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也正是这种充满字里行间的真诚让他在国际国内文学界取得了巨大的声望，也正是这种圣人情结让他遭受迫害与围攻。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赵树理》诠释的是一种文化人的悲悯情怀。
相对的当今文学界有一些作品似乎陷入了某种模式怪圈，当包装加绯闻的模式不再那么时髦的时候，又瞄准了一种“底层写作”，这些“底层写作者”与赵树理同志不同在于——“底层关怀”。在赵树理那里是沉默在心，但在“底层写作者”那里却变成了一杆明晃晃的包装旗帜。怎么样界定这种差别呢？标志物有很多，比如赵树理一开始的写作是没有稿费的，这让美国记者无法理解，当成为专业作家的时候，他又主动提出不要国家的工资，写出的作品又都交给低稿酬的出版社，为的是让农民花小钱就能看到文艺作品……。而现今的“底层写作者”努力挖掘农民的无知、无聊，他们同时也听到了市场贵重金属诱惑的声音，嗅到了铜的“香味儿”。于是我们的文艺市场不自觉地开始了媚俗、媚恶、媚丑，于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蜕变成了“集体嘲讽”，合伙讨论一个无知的家伙是怎么出丑的，怎么被人涮的。
农民的原形当然有无知加上心灵扭曲的成分，他们对自尊自信的渴望并不那么强烈，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沿袭下来的陈规，这是英国哲学家罗素所看到的，更是我们本土山药蛋作家赵树理所强调的。我们当然不能改变农民的原型而去刻意美化他们，但应该在其原型之上多烘染他们好的东西，区分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自信的还是自卑的。在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中既有开化觉悟的农民形象，更有愚昧无知的宿命论者；在《李家庄变迁》中看到中国当时社会农村正向迁变的缩影。于是我们在赵树理作品中感到刻画美与丑的形象有着鲜明对比，并非为丑而丑。在《赵》剧里也向我们解释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群众喜闻乐见﹖我看主流农民喜闻安详太平乐见恶势力受到惩治；喜闻公平公正乐见开放民主。赵树理运用群众语言为的是沟通决不是为语言而语言在他的语言中寄托了他的思想与理想一方面深入揭露社会阴暗面同时又将群众目光拉到那些先进农民的身上去。
从这种意义上说，贴近百姓就该是指增加对农民的关注与引导。知识分子是被允许精神文化先富起来的人，先富了就不能“为富不仁”，要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反哺于农民，在更深层面对农民进行精神文化的扶植。赵树理选择了一条独特的作家之路，这条路直通农民心坎。
纵观一味猎奇的当下，每天的文艺节目被戏说、反讽、武侠加鬼怪添满的时候，还有多少目光可以留给普通的农民？我们的眼球被拷贝着，精神被嘲虐着，朴素的文化主题就不再是人们所关心的了。追求娱乐与快感的同时，麻木之中缺少对普通民众的恻隐，相对于此，《赵树理》就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他的确是农民圣人，至少他的行为还有着传统文人所具有的道德追求。他淡泊名利，他注重调查，愿意倾听民众发出的微弱声音，他把这工作本身当作了生命的意义，于是赵树理成为那个时候的“另类”，成了现代文学界的楷模。他的所有文艺作品，都是为了一种精神的行远。
不难看出，《赵树理》的播出，为大伙关注农村建设提供着一种思维导向。现在具有现实主义农村题材的好作品太少了，可能是卖点少的原因，而其唯一热卖之处似乎就是他们的无知与猥琐。其实农村人的精神结构主要是正直纯朴，不饰张扬。把行为怪异，可笑可耻的形象称为个性化演员，这是本末倒置、美丑倒置的怪现象。到什么时候，提升那些丑类的市场价码，都会对一个民族的信仰构成威胁。
也就是多出的那一腔悲悯，文化人才会成为社会的良知；也就是多出的一腔悲悯，识字分子才会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是这种悲悯，赵树理真的成了赵树理。
|